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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義的重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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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月4日,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、吉林省人民檢察院、北京韻百年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電視劇《正義的重量》在京舉行開播發布會。這部全景式再現新中國檢察制度的電視連續劇,將於12月8日起在中央電視台第八套電視劇頻道播出。

  發布會后,導演高偉寧、編劇彭異、演員葉靜等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,分享三代檢察官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正義情懷,展現人民檢察事業幾十年裡的跌宕起伏。

  難題的化解是一次洗禮

  記者:為何青睞於如此長時間跨度的檢察題材創作?

  高偉寧: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今,新中國的法治建設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。作為司法機構,人民檢察事業幾經坎坷,幾度起落。它的榮辱興衰,可以說是反映我國法治建設進程的一面明鏡。正因如此,我們選擇了檢察院來作為瞭望中國法治的窗口。

  我們有了這個想法,匯報后領導非常支持,送了我們一本高檢院一位老廳長寫的回憶錄《檢察官的生涯》,其中很多情節給我感動,讓我們有了創作的感性沖動,然后就團結了一群作家,從2008年底開始寫劇本。

  記者:展現60年檢察史,其中會涉及不少歷史和法律難題吧?

  高偉寧:每一個作品最后的成型都有它的機緣。在劇本創作的過程中,我們檢察機關的一些老領導、專家特別熱心,投入了超出我想象的熱情,比如吉林省檢察院原檢察長索維東,一個字一個字地認真看劇本,花了兩天時間專門對劇本逐條提意見。正是因為有他們的付出,劇目在法律的嚴謹性、准確性方面有了很好的保障。這些難題的化解,對於創作者而言恰恰是一次洗禮。

  記者:葉靜在劇中扮演的鄭天明是一位學者型的檢察長,拍攝中是如何詮釋這個角色的?

  葉靜:我的思路是,首先得把他演成一個鮮活的人,是有血、有肉、會吃飯、會正常說話的人。雖然他處在這樣的職位,有豐富的生活經歷,但他也是一個讓觀眾和創作者能接受的個性鮮明的人。隨著故事的發展、情節的推進,他在面對事情時,會展露出專業的素養和職業特色,是由劇中人物的經歷和命運來呈現的,不是我去努力就能演出來的。

  橫跨60年檢察史有太多的傳奇

  記者:劇中三代檢察人的坎坷經歷,三位不同年代的檢察長有何異同呢?

  高偉寧:創作時,我們對三位檢察長命運的刻畫和性格的描摹,是有很大差異性的。

  從堅定的地下工作者趙元普到留蘇學生陳雷,再到北大法學教授鄭天亮,三代檢察官身上其實是深深打著時代烙印的。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進步,他們的生活觀、愛情觀、司法理念,也在一步步更新。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之間相互糾結,故事充滿傳奇色彩。對檢察事業的熱愛和使命感,以及對法治文明的渴望,讓他們最終達成相互理解。全劇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后的三代檢察官工作和生活的描敘,深刻反映了人民檢察事業數十年裡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。

  記者:將橫跨60年的檢察史,融入人物命運更迭來講敘,創作劇本時已形成這種思路嗎?

  彭異:現在想來,做這個劇本時,感覺它最大的價值就是,把一些看似跟我們距離很遠的東西,變成了日常生活來展現。比如其中涉及的訴訟,不一定要把它做得多麼懸疑,但肯定是要將它建立在正常的生活范圍裡來寫,這樣才會容易被人接受。

  高偉寧:理念性的東西,最終要通過生動的故事,尤其是具有真實性的故事來反映,通過人物命運和其經歷的情節來展示。

  記者:劇中有很多專業的法律情景,比如“檢察署”后來改為“檢察院”以及公訴日本戰犯、在新舊刑法交替的分水嶺階段非常有影響的“刀下留人”案件,如何把枯燥的法律知識拍得好看?

  高偉寧:葉靜出演的最為精彩的篇章,就是“刀下留人”這一段戲。事實上,在法學界大家對“刀下留人”這個案例的認識都不統一。劇中,我們也設置了專家討論的劇情,主人公鄭天亮堅持“刀下留人”,而檢察長陳雷不同意,兩人之間產生激烈的交鋒。我想我們用如此獨特的形式參與進法律的討論,這本身就非常棒。

  以人物情感和命運推動事件前行

  記者:葉靜在劇中扮演一位檢察長,這種專業演出對你的法治觀有沒有影響?

  葉靜:當然有。拍攝中,發現站在那個崗位上,考慮問題的方式和思維模式是獨特的。比如“刀下留人”這個情節,或許在老百姓眼中他是壞人,但從司法工作者的角度,他會考慮到如量刑、案件影響等綜合性因素,並在這基礎上分析和作出一個判斷。

  記者:檢察題材的影視作品怎樣才能拍得好看?

  彭異:開始時,我對檢察工作這塊也不太懂。去到一些拍攝地方,我會先了解一下,做實地採訪,也會找來一些相關資料,一邊摸索一邊來做。因為這是一個背景,我考慮更多的還是故事層面,而非把它做成是專業知識解讀。

  高偉寧:如劇中的“審日本戰犯”、“林、江兩案”等,這些作為背景出現,依然是以人物之情感、命運來推動事件前進的。戲要好看,就得這麼拍。如果缺乏這些,那就成了紀錄片。

  希望更宏大一些

  記者:用二十九集篇幅,講述如此宏大的題材,感覺實現了創作初衷嗎?

  高偉寧:起初,我們是想通過拍一部影視劇,來反映檢察機關在數十年的發展歷程,全景式地描繪從基層檢察院到高檢院經歷的艱辛歷史,以此為載體,傳達出對法治進步的真切願望。

  所以我說這是一部野心之作,但用二十九集的篇幅來講述如此龐大的命題,會時刻考驗我們張弛有度、收放自如的本領,一旦失控將功敗垂成。因此,工作中我們必須是小心翼翼,每一個鏡頭的完成,都必須是理性的。

  現在來說,或許它更像一部“簡史”。如果時間更充裕,它會更宏大一些。

  記者:這部劇最初是打算拍40集的,現在是29集,其中一定割舍了不少,留下了很多遺憾吧。

  高偉寧:如果條件更充裕的話,有些情感可以更加充分地展開。比如日本戰犯審理階段,跟日本頑固戰犯的情感較量,斗智斗勇,現在看來有點像“素描”。

  記者:這部劇最大的看點是什麼?彭異:說它是檢察題材電視劇,我們不能把它當作是介紹檢察職能的戲來拍。從樣式上來說,劇中很多案件是借助了偵破片的外殼,只是沒有做得那麼懸疑,但故事性還是很強的。它其實是在講一段故事。劇中那些影響中國法制史的坐標性案件,首次以影視方式展現,且與劇中人物命運相互交織,看點十足。

  高偉寧:一句話:故事曲折、情感動人,題材獨特新穎。開拍前,我們就已經認識到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凝重庄嚴的題材:一個國家法律機構、三代檢察官、半部法制史。新中國建立60多年來,一代又一代法律工作者,付出了無數智慧與心血,也鍛造了許多神奇的經歷,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劇本的精神依據和情感力量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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